邪恶的天才多半是一个无奈的事实.欧洲历史上两大忏悔录中充斥着斑斑劣行,而它们的作者圣奥古斯丁和卢梭的天才身份则是不容怀疑的;伟大的达芬奇有着可疑的娈童癖,与他同时而伟大性也可与之匹敌的另一位文艺复兴大师米开朗基罗,他对美男子加伐丽丽的深情,用今天的眼光看也同样显得过分,且不说他还有一份认为自己的贵族身份比艺术才能更值得骄傲的见解;无可企及的莎士比亚据说也有过被华盛顿欧文宽容地加以原谅的"流氓行经";借助歌德的记忆,我们知道那位为希腊民族事业慷慨捐躯的跛脚诗人拜伦,曾全无廉耻可言地为生平只和一位女人私奔感到羞愧,因为,他父亲曾三度挟女出逃.而这位高贵的引述者也曾在另一场合供认,他甚至可以做维特的父亲乃至祖父的年龄时,依旧对每一位颇具姿色的女演员抱有"我见犹怜"的悻悻色感,其中的"利比多"含量想来也不会少.我们伟大的浪漫诗人李白,据说也擅长在长安街头找些寻衅斗殴的事儿干干......

   昔日梁简文帝曾言:"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对于那些舞文弄墨之士,一定程度上的行为瑕疵虽然不值得鼓励,却也很有可能是无法避免的.

   如果你欣赏一个文人,那么,承受他的个性瑕疵不仅是无奈的,有时干脆就是一种享受.他犯法自有警察找他的麻烦,有监狱在等着他去坐穿岁月,我们犯不着跟在后面端出一幅非礼勿视的嘴脸,结果这幅嘴脸不仅没有捞到多少好处,审美快感反倒折损不少,这实在是顶不经济的事情.反过来,如果你讨厌一个文人,即使他把全部的稿费都捐献给了希望工程,也无法使他的文学价值在你心里得到提升.你会敬重他,但仍然拒绝读他的大作.当然,一个文人如果不仅文无足观,而且人无足观,我只会对他更加厌烦;如果他竟然昏庸到这种程度,认为行为上的与众不同乃是作品不同寻常的明证,我会毫不犹豫地将厌烦升格为厌恶.只有在放荡成为一种不得已的艺术投资,成为艺术构造中不可或缺的一柱一椽,非如此我们将无从获得美妙的审美愉悦,这时的放荡才是我们可以吞下的.